全国人大代表、亿华通董事长张国强：建议强化政策支持 加快氢能规模化发展
3月5日，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新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华通)董事长张国强提交了“关于强化政策支持，加快氢能规模化发展”的建议。
作为可再生能源的高效载体，氢能可以大规模、长周期、低成本储存，被视为最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截至目前，全球共有35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发布氢能发展战略。而多国更是以氢能交通为切入点，拓展到工业、建筑等领域，应用场景日渐丰富。
在张国强看来，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后疫情时代绿色经济复苏，国际碳交易价格持续上涨，打造低碳氢能已成为全球共识，可再生能源制氢成为发展重点。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及国家各项政策的指引下，我国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构建了完善产业链，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实现国产化替代，可靠性、耐久性、经济性持续提升，助推我国成为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最早实现规模化推广的国家。
不过，虽然氢能发展前景广阔，但目前我国氢能产业尚处于示范应用和商业模式探索阶段。“在氢能及氢燃料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还存在氢源成本较高、加氢站数量少、氢能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张国强表示。
基于此，张国强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来支持我国氢能规模化发展。首先是扩大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数量，以示范运行提质降本。张国强建议，扩大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将经济基础好、氢源丰富、产业配套基础好的地区纳入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先行先试，推广燃料电池汽车，建立覆盖城市群的低碳、清洁交通体系，用规模化带动高质量、低成本的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
其次是探索多元化氢源供给模式，推动可再生能源绿氢发展。张国强建议，探索多元化氢源供给模式，统筹经济性和供应能力，保障氢能产业发展初期需求，满足多元化应用场景需求。如，做好工业副产氢、化石能源制氢产能整合工作，前期支撑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推动风、光、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及电解水制氢项目，打造可再生能源绿氢基地等。
第三是推进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氢能制、储、运、加产业链发展。张国强建议取消须在化工园区内制氢的限制，支持非化工园区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的发展。同时，出台国家层面加氢站审批管理办法，优化相关审批、建设、验收流程，形成从项目立项到经营许可及监督管理全过程的审批办法。合理利用已有加油、加气场地，鼓励综合能源补给站建设。此外，张国强还希望制定加氢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补助办法，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最后是探索金融支持、碳交易政策措施。张国强建议推进绿色金融创新试点先行先试，设立氢能产业基金，支持壮大氢能制储运加用全产业链发展。同时，支持产业链相关企业开展碳汇交易试点，搭建碳交易结算平台或运行机制。
由丰田社长辞职观察日本橄榄型社会结构之变化1月26日，丰田汽车公司社长丰田章男在该公司举行的视频记者会上突然宣布辞去社长的职务，一时间轰动全球汽车行业。
关于丰田社长辞职的原因，既非年龄(66岁)和健康问题，亦非公司业绩(2022年丰田蝉联世界汽车业第一)。其本人给出了答案：“我是稍微落后时代的人，一直无法超越一个汽车制造者的思维范式，这是我的极限。我认为现在有必要退一步，让丰田进入一个新的篇章。为了推进丰田的变革，我退居会长(董事长)来全面支持新社长，是我最好的选择。”
他还说：“汽车行业发展了100多年，已经进入‘新百年时代’，跨入AI时代。虽然我努力将汽车与数字技术、AI技术相融合，想创造出一个汽车的新时代、新领域，但是我已经感觉到自己能力的极限。丰田需要变革，需要新社长来完成这些使命。”
从以上丰田章男对未来充满期望的辞职原因可以看出，他在以自己之退求丰田之进，以自己之退求丰田之变，抑或还有以自己之退促日本橄榄型社会结构“止跌向好”之意。
日本30年没涨工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1968年跃升至西方国家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国民收入也随之增加。特别是1960年池田内阁制定并用10年时间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日本国民收入人均增加了1.4倍，达到了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庞大的中产阶层应运而生，成就了“一亿总中流”(一亿中产阶层或具中流意识的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但是，上世纪90年代，受美国打压日元被迫升值，加之日本政府应对失误，日本经济从泡沫到破灭再到衰退，进入了长期低迷期，即所谓的“失去的10年、20年、30年”，日本国民的收入也随之长期在低水平、低质量徘徊。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其市场经济成员国以及伙伴国共计36个国家的平均年收入调查的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的全日制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去除通货膨胀、购买力平价和税后)为3.9711万美元，在被调查对象中排名第24位，远低于被调查平均数的5.1607万美元。与30年前的1990年相比，日本全日制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只增加了6.3%(墨西哥为6%、意大利为1%、韩国为94%、爱尔兰为90%、美国为34%)。
日本国税厅2021年9月的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上班族男女平均年收入为368.5万日元(不含奖金)，而上世纪90年代初曾超过400万日元(100日元约合5.12元人民币)。
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每月劳动统计调查(快报、5名员工以上)结果，2022年11月的实际工资比上一年同期减少3.8%，减幅为8年以来最大。
基于以上数据以及各种税费的增加和生活必需品在通货紧缩条件下不停涨价等情况，日本舆论和国民有理由惊呼：“30年没涨工资”“日本已经成为不涨工资的穷国”“日本变成了低收入国家”等。
日本工会总联合会芳野友子会长在2023年“春斗”(春季劳资谈判)开始前呼吁，日本“是主要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涨工资的国家，要扭转国力衰退、国民贫穷的严峻局面，只有涨工资”。
“30年没涨工资”，动摇了日本的“一亿总中流”国民意识，侵蚀着日本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日本的贫困阶层和赤贫阶层在扩大
从日本媒体对个人年收入的划分可以看出橄榄型社会结构的蜕变：
金字塔顶尖人士的年收入为1亿日元以上，超级成功者为3000万日元，超富裕阶层为2000万日元，富裕阶层为1000万日元，小富阶层为800万日元，会攒钱的假有钱者为600万日元，中流阶层为500万日元，准下流阶层为400万日元，贫困预备军为300万日元，低收入阶层为200万日元，贫困阶层为100万日元，最底层为100万日元以下。
再看家庭年收入比例情况：
年收入为300万~400万日元的家庭占25.6%，400万~500万日元的占22%，200万~300万日元的占16.2%，500万~600万日元的占13.3%，不足200万日元的占5.9%。
以上两组数据的区别是，前者以个人年收入划分，后者是家庭年收入占比。现在，日本社会夫妻双双工作的家庭不再是少数，因此，后者摊到个人年收入需要打一定的折扣。尽管如此，中产阶层的年收入(500万日元)的占比下降至13.3%，在这个中产阶层年收入标准线以下的分别为：准下流阶层(400万日元)占22%、贫困预备军(300万日元)占25.6%、低收入阶层(200万日元)占16.2%。综合这些占比可以看出，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部分的中产阶层以下阶层的家庭收入占比合计升至63.8%。
虽然这里没有罗列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家庭的占比，但是，据日本国税厅的统计数据，2014年，“贫困群体”约为1139万人，较1999年的804万人增加了42%。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数据，2015年底领取低保的家庭达到163.4万户，合计人口为216.6万人。这两组数据说明，日本的贫困阶层和赤贫阶层在扩大。
综合以上数据及其比例可以看出，日本橄榄型社会结构出现较大的蜕变：一是橄榄型结构关键的中间部分——中产阶层在萎缩、缩水；二是中间部分以下的低收入、贫困预备军以及贫困、赤贫等阶层在向金字塔型结构底部拓展延伸。因此，日本有舆论认为，30年前的“一亿总中流”橄榄型社会结构在向30年后的“一亿总下流”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蜕变(日本社会常用“上流”“中流”“下流”等词表示具有此种经济能力的阶层或具有此种意识的阶层)。
关于日本橄榄型社会结构蜕变的原因，有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长期低迷导致资产收入、工资收入下降之说；有税收制度的分配功能减弱导致中产阶层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之说；有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工资制改革被淘汰员工失业或工资减少之说；有泡沫经济破灭后催化了阶层重组，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并形成恶性循环之说；有城市和非城市的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之说等。
企业创新求变
本文透过OECD的调查数据来观察企业不断变革和创新以及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的积极求变热情，对于企业经营、员工收入乃至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
从OECD发布的36个国家平均年收入数据中我们发现，1990年至2021年这30年间，爱尔兰的劳动者平均年收入增加90%(2021年达到5.1045万美元)、韩国增加94%(2021年达到4.2747万美元)，不仅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的6.3%，2021年的劳动者平均年收入额也高于日本的3.9711万美元。
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求变，也是平均年收入大幅增加的共同原因。
爱尔兰素有“欧洲硅谷”的美誉，2021年高科技产业的就业率占总就业的29%。过去30年间爱尔兰经济一直表现出强大生命力，完成了由低工资经济向高回报经济转型。众多的“高薪”产业不仅有力地贡献了GDP增长，还大幅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
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爱尔兰的GDP从1990年的493.06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4258.89亿美元，30年增加8.6倍。2021年爱尔兰的人均GDP跃居欧盟第二，仅次于卢森堡。
在购买力平价(PPP)排名中，爱尔兰超过新加坡和卡塔尔成为世界上第二富有的经济体。
韩国从上世纪90年代顺应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潮流，全面开放国内市场，积极推进各项改革，鼓励科技创新，使其在信息通信、汽车、造船、化工等领域获得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高薪”产业的发展改善了就业结构，扭转了以往低薪工作在劳动力市场占据较大比例的落后局面，大幅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工资质量。
反观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通货紧缩与“坏的通货膨胀”叠加(指在通货紧缩的环境下生活必需品却在不断涨价)，侵蚀着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导致其实际可支配收入不断下降，遏制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消磨着民众的锐气。
这种恶性循环的经济环境使日本经济社会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迫使民众以及企业经营者不得不选择保守(保全和守住)式的生活方式和经营模式。于是，企业经营者、员工乃至社会缺少了谋变、求变的激情和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变化”在日本社会变为“奢望”，按部就班、安于现状则变为“企业文化”，进而导致总体物价、工资乃至大多数的事情都被置于停滞的惰态。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拒绝“变化”、缺乏创新活力导致民众收入一直在低水平、低质量徘徊，是日本“30年没涨工资”、橄榄型社会结构蜕变的另一重要原因。从爱尔兰等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看，“高薪产业”并非是简单的高工资，也并非是简单每年加薪，而是合理的、先进的、不断改革的产业结构派生出来的高水平、高质量的“高薪”。因此，产业结构不断变革、企业锐意创新、员工积极求变，是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关键所在。
至此，我们似乎能够理解丰田章男辞去丰田汽车公司社长一职的社会意义：作为负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丰田章男或是在以自己的进退表明，只有敢于求变，锐意创新，社会才能进步、企业才能发展。而这样，劳动者才能获得高水平和高质量的收入。
鹏华王宗合再卸任，减负还是离职前兆？来源：读数一帜
今年接连三次卸任，同时单独管理12年的产品已经增聘，王宗合渐渐走下公募顶流舞台
昔日顶流基金经理不断卸任、增聘，是减负还是离职？又见明星基金经理升副总，管理、规模、业绩三者如何兼得？新发基金仅10天就卸任，离奇操作背后有何内情？
本周基事关注：鹏华基金王宗合再卸任两只基金；汇丰晋信陆彬升任公司副总；华夏基金夏云龙刚发完新基金就离任。
一周速览
本周指数涨跌不一。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一周涨1.87%，报3328.39点；深证成指一周涨0.55%，报11851.92点；创业板指一周跌0.26%，报2422.44点。
板块方面，本周行业涨跌互现。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显示，通信以6.64%的涨幅领涨，建筑装饰、传媒紧随其后，一周分别上涨6.10%、4.43%；电力设备（-1.63%）、汽车（-1.27%）、有色金属（-0.89%）跌幅居前。
基金方面，王贵重和王鑫晨管理的嘉实港股互联网核心资产一周上涨7.07%，成本周涨幅第一的基金，周思越管理的东方区域发展混合、韩冬燕管理的诺安行业轮动混合一周分别上涨6.72%、6.24%，华夏恒生互联网科技业ETF联接（QDII）、嘉实信息产业股票发起式、诺安先进制造股票等基金周涨幅超5.5%。
跌幅方面，多只投向电力设备板块的基金占据跌幅榜前列。国联安气候变化责任投资混合一周下跌5.51%，海富通碳中和混合A/C、东吴新经济混合A/C等基金周跌幅均超5%。
王宗合是减负还是离职前兆？
明星基金经理们的卸任动作总是引人关注，究竟是减负还是离职前兆？这一次，话题轮到了鹏华基金曾经的“顶梁柱”王宗合。
3月4日，鹏华基金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称，因公司工作安排，王宗合不再担任鹏华价值共赢两年持有期混合、鹏华养老产业股票两只基金的基金经理，上述基金分别由原先共同管理的基金经理张鹏、郎超继续管理。
鹏华价值共赢两年持有期混合成立于2020年4月29日，最新规模为11.11亿元，近2年下跌近30%，近1年下跌7.20%，今年以来上涨0.75%，同类排名2915|3543。此前王宗合独立管理期间，任职回报为2.17%。
此次卸任的另一只基金鹏华养老产业股票，是王宗合管理的年限最长基金之一，成立于2014年12月2日，最新规模为7.65亿元，该基金近3年实现35.98%的涨幅，今年以来上涨3.18%。王宗合独立管理该基金的八年多时间里，实现任职回报223.70%。
接管上述两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均于今年1月被增聘。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王宗合今年以来的第三次卸任，此前他已卸任了鹏华成长价值混合A/C、鹏华优质回报两年定开混合、鹏华精选回报三年定开混合、鹏华中国50混合四只基金，加上这次卸任的两只基金，合计已“减负”近50亿元规模。
同日，王宗合管理的鹏华产业精选混合、鹏华消费优选混合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称，自3月4日起，两只基金分别增聘基金经理张鹏、蒋鑫共同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鹏华消费优选已由王宗合单独管理12年，是他管理时间最长的基金。按照此前“增聘人手后便卸任”的操作模式，鹏华消费优选或也将被放手。一个基金经理放弃代表作意味着什么？究竟是减负还是离职前兆？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
当前王宗合共管理5只基金，累计规模为150.02亿元，仅鹏华创新未来混合（LOF）为王宗合独立管理。这只曾经助力王宗合站上顶流基金经理舞台、获得万众瞩目的产品，也是王宗合旗下亏损最深重的基金，两年半的时间里，任职回报-43%，累计净值不到六毛钱。
陆彬升任副总
又见明星基金经理升任副总，这一次是陆彬。
3月1日，汇丰晋信发布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称，陆彬新任公司副总经理。
公开资料显示，陆彬于2019年5月加入汇丰晋信，担任公募基金经理已有三年多，是近年来公募基金市场上优秀新生代基金经理的代表之一。
从业绩来看，截至3月5日，陆彬任职基金经理的三年多以来最佳基金回报已达250.79%。2020年，陆彬一度凭借其管理的汇丰晋信智造先锋股票A，以128.65%的亮眼业绩，成功取得全市场股票型基金冠军，至此，陆彬声名大噪，一跃成为市场上的明星基金经理。
从规模来看，陆彬的突出业绩带来了规模的扩张，2019年底，陆彬的管理规模尚未超过10亿，2020年末，陆彬的管理规模就达到了137.16亿元，成功跻身百亿基金经理行列。
接下来的两年里，陆彬陆续发行新基金、接管老基金。2020年末，汇丰晋信整体公募基金规模为438.72亿元，2021年末，规模达557.03亿元，而陆彬管理的基金规模相当于公司总规模的一半，可以说陆彬撑起了汇丰晋信规模的半边天。
目前陆彬共管理8只基金，合计规模为260.32亿元，且所有产品均独立管理。
华夏基金夏云龙忽然离职
周末，华夏基金的一则公告引发了市场的诸多猜测。
3月4日，华夏基金发布多只基金经理变更公告称，因个人原因，基金经理夏云龙将卸任包括华夏新锦顺混合A/C、华夏周期驱动混合发起式A/C在内的全部8只基金。
由于个人原因卸任不稀奇，但夏云龙此次卸任确实匪夷所思。
夏云龙从2012年开始在华夏基金担任研究员，跟踪周期行业长达十余年。直到2021年10月，夏云龙才开始转变角色，成为基金经理，与他人合管产品。
就在不久前，夏云龙终于有机会独立发行作品，正式出山。华夏基金为这位“周期投资老将”量身定制的新产品名为华夏景气驱动，由夏云龙单独管理，首募规模超6亿元。
然而，刚刚熬出头的夏云龙在基金成立10天后忽然卸任，华夏基金不得不派翟宇航紧急接管。
夏云龙为什么放弃新基金忽然离职？坊间对此猜测纷纷，不过华夏基金方面并无更多公开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夏云龙的离任公告发出后，华夏基金官方视频号此前发布的宣传视频等物料也均被下架。从物料包的紧急下架可以确认，此次卸任确实是由于基金经理个人原因，公司方面也只是被动应对。
明辉国际（03828）发布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个月中期业绩，收入约8.91亿港元，同比增长49%；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约2810万港元，而去年同期取得公司拥有人应占亏损约4690万港元；每股盈利3.9港仙；拟派中期息每股1港仙。据悉，集团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个月的毛利同比增加75.9%至约1.98亿港元。因集团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加强成本控制及加大高利润率产品的销售），毛利率较去年同期的18.9%上升3.4个百分点至22.3%。